(1)林木生物質能源開發利用是經濟增長非可持續性脅迫與驅使的結果
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如果能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就會破壞環境，甚至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沙掷m發展戰略要求建立可持續的能源支持系統和不危害環境的能源利用方式，能夠使得人類的人均福利水平在考慮了資源與環境約束的條件下隨時間推移不斷增長或至少不下降，然而這種長期發展本身并不一定是社會最優的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對社會并不一定有利。比如，通過放棄所有的能源、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生產活動，適當控制資本積累與消費的比率，同樣可以實現人均收入和消費的長期緩慢增長，但這種可持續發展大大降低了經濟增長速度，顯然不能使人們的福利最大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可持續的、最優的增長發展路徑呢，眾多學者在該領域展開了相關性研究。結論表明：如果經濟中有足夠的人力資本積累及較高的R&D產出效率，具有有效的研發創新活動，是可以克服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和不斷耗竭以及消費者相對缺乏的耐心等問題，從而保持經濟可持續的最優增長：相反，如果缺乏有效的技術創新和合理資源保護與利用，人均消費將出現負的最優增長率，即在不可再生自然資源條件下，無限制的消費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突破，越來越多的實踐和事實被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合理性及實現的可能性。人類的技術進步與創新，使得糧食作物、經濟作物、木本油料作物轉變為能源形式進而替代不可再生能源成為可能；二氧化碳實現“零排放”，使得經濟發展可能突破“增長的極限”。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表現出的對能源的強勁需求，能源消費量逐年增加，能源短缺已經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成為制約經濟持續發展的因素之一。大量使用煤炭、石油、薪柴等一次性能源，不僅造成了能源發展的不可持續，更重要的破壞了生態環境，使得溫室效應、C02過量排放、二氧化硫過量排放及酸雨等問題接踵而來，人類追求生活質量的可持續發展變得更加困難。同時，單純以能源資源的消耗而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路徑，最終會受到能源資源枯竭的約束，迫使人們開發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質能源，林木生物質能源作為生物質能源的有效表現形式，其開發必將備受重視。此外，能源在區域間的配置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可持續性，常規化石能源難以同時滿足城市和農村的消費需求。農村和城市相比并沒有獲得國家正常的能源公共服務，長期以來生活用能一直以非商品性能源為主。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地區對商品能源的需求已經處于快速增長期，實現能源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公平分配，實現農村能源的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將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因此，必須按照可持續發展理論對林木生物質能源的開發利用進行指導。
(2)人口數量、能源消耗、大氣污染的增長加劇了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人口是可持續發展系統中的首要因素，人口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構成了促進與制約并存的關系(洪銀興，2000)。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成為了可持續發展所面對和需要處理的矛盾中的核心問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由于片面、過快的追求增長，人類在人口數量、使用的物質和能源流量上呈現出指數型增長的特征。在人口和資本增長的驅使下，糧食、資源消耗以及污染也都在呈現指數型增長�？焖俚娜丝谠鲩L，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阻礙了經濟增長，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超過地球的承載能力，成為威脅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
我國作為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為了迅速恢復戰后的國內經濟，一直以來以追求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的優先發展目標，采取了“資源耗竭式”的工業發展戰略。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改造自然的規�？涨皦汛�，從大自然索取的資源越來越多，向大自然排放的廢棄物也與日俱增，資源與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從表2-2中可以看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費持續上升，其增長幅度遠遠高于人口的增長幅度，并在1996年達到最大。1997年受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經濟發展緩慢，能源需求疲軟，能源消費量有所下降。此后，雖然單位GDP能耗不斷降低，但因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能源的強勁需求仍然難以抵擋，以致2003年之后我國能源消費再次出現新高。2006年能源消費量為24.63億tce，而生產總量僅為22.1億tce，能源消費需求缺口出現。到2007年能源供求矛盾繼續加大，有3.01億tce的能源需要依賴外來進口。與此同時，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量也在持續上升，居民生活質量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受到影響。開發利用生物質能源，實現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和二氧化碳“零排放”、減少廢氣排放，變得更加必要和現實。
(3)農村與城市地區的能源配置不均衡加劇了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迅速恢復戰爭給經濟帶來的創傷，實現國家工業化，政府不僅利用經濟手段和國家強制性措施，長期在財政轉移體制上實行以農補工政策，過分向重工業、向城市、向發達地區傾斜投資，而且在能源、資源配置上同樣實行以農讓工、以農村補城市的政策傾斜。從而嚴重制約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得農村經濟變得更加封閉、落后，產生了二元經濟結構。據統計資料顯示，近10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異拉大，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33倍，與1997年相比增長了35%。
長期二元經濟結構所形成的城鄉貨幣化消費差異，不但造成了農村商品經濟消費環境的不發達，也造成了城鄉能源消費結構的巨大差異。
表2-3顯示了1997-2007年城鄉居民生活用能的變化情況。由于城鄉經濟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差異，使得城鄉居民在能源消費上表現出較大的差異。2007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用能2為282kg標準煤，農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則為138kg標準煤，城鄉商品性生活用能比為2,04:1，這與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為3,33:1是相吻合的。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生活用能一直以非商品性能源為主，大多是以低效率直接燃燒的方式，使用傳統生物質能源秸稈、薪柴等用以炊事、取暖。2007年我國農村非商品性能源消費量為16.08億tce，占全國總能耗的10%，而2007年農村生活用能量（商品性和非商品性能源）占全國總能耗的13.6%，如果將農村的生產用能計算在內，則農村能耗占全國總能耗的數量不可小覷。從表面上看我國農村居民的商品性生活用能需求低，不會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壓力，但事實并非那么簡單，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狀態在不斷改變。長期以來，由于廣大農村具有著優于城市獲得秸稈、薪柴等資源的地域便利條件，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充分就業，其勞動的機會成本為零，獲取薪柴等傳統生物質能源的影子價格，除勞動者本身外其它人不能獲知。采用傳統生物質能源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減少家庭為獲得商品性能源的支出費用。但是隨著近些年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由轉移，農村勞動力結構發生了變化，青壯年勞動力的外出打工和進城使得農村采集薪柴、秸稈等傳統生物質能的勞動機會成本逐年升高，加之進城的農民工不但將獲得的收入帶回了農村，而且將城市的生活觀念和消費觀念也帶回了農村，使得農村生產、生活用能不斷向商品性能源中轉移3。這對原本就短缺的我國能源供給來講，無疑形成一種很大的挑戰，未來城鄉經濟發展受能源的不可持續性供給制約會越來越嚴重。因此，大力開發農村生物質能源，特別是山區林木生物質資源，將所得產品定位在農村，用以替代快速增長的農村商品性能源十分必要，如以林木生物質固體成型燃料、林木生物質發電等替代農村生活用能，林木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液態燃料替代農村快速增長的農業機械所需的生產用能。通過實現農村能源的自我循環發展，緩解我國能源供給不足，為城市創造可持續發展空間。待林木生物質能源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可以實行以農村補城市的能源流向政策，最終實現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富通新能源生產銷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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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屑顆粒機專業壓制木屑生物質成型顆粒燃料。
